5k8征稿网 zhenggao.com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http://www.zhenggao.com
投稿邮箱:zhenggaocom@126.com 抄送1954874365@qq.com,咨询QQ1954874365 赵老师。法律顾问:肖、黄律师
查看: 13|回复: 0

科技与战争视角下国家认知空间安全战略(国防科技大学)

[复制链接]

1万

主题

1万

帖子

3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6183
发表于 2020-2-12 20:13: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石海明、曾华锋||科技与战争视角下国家认知空间安全战略
2019-02-11 09:32
科技与战争视角下国家认知空间安全战略(国防科技大学)

从科技与战争演进的视角来看,人类早期的战争主要在陆地和海洋进行,伴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战场延伸到了空天之中,但这些战争还只是在自然空间中较量,只有当计算机和互联网发明之后,人类战争的空间才拓展到了技术空间。如今,伴随着物理战“作战对象偏转,作战时空受限,作战费用飙升”三大困境的凸显,传统自然空间、技术空间对战场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渐让位于认知空间的无声较量。

一、对信息战的反思

早在2007年,我们出版了《从物理战到心理战》一书,探讨了科技发展与战争的演变机理。我们认为,就其与科学的关系而言,自古以来的战争可以被称为物理战。正是物理学成果的广泛军事应用,推动了战争形态、军事理论、战争手段、编制体制和作战样式的不断变革。但是,我们通过对物理战进行反思,发现它存在困境。因此,我们必须跳出物理战的现有模式,对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作出新的研判。



自古以来,战争总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其目的:一是通过军事作战,也就是说,采用暴力手段达到战争的目的;二是通过政治作战,即采用心理、思想和精神征服等非暴力手段达到战争目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这两种手段的运用各有侧重。心理战是政治作战的重要样式,通过心理战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历来是兵家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但是,在传统战争条件下,由于受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和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一种理想,使用暴力手段一直是人们考虑的重点。

1990年,海湾战争标志着人类战争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信息化战争既是物质形态发展的表现,也是精神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1948年申农关于信息的定义及计量方法一经提出,不少人就已注意到,信息的广泛用途,将涉及到计算机、生物技术和社会认知三个领域。遗憾的是,在很多人眼中,信息仅仅是基于麦克斯韦方程的声、光、电、磁等物理信息,或者是DNA等生物信息,似乎与人的心理、精神无关。其实,从产生机制来看,信息可以分成两大类:物质信息与精神信息。物质信息包括物理信息与生物信息,其中,物理信息是目前信息战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样式。精神信息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主要包括事实信息、理念信息和情感信息三类。这就意味着,从信息论出发,所谓的信息战,其实应该包括三种样式,即物理信息战、生物信息战和精神信息战。

信息化战争的先行者美国一直把信息化战争看作是物理信息战与精神信息战的叠加。1993年,美军认为信息战有五个要素:计算机网络战、电子战、军事欺骗、作战安全和心理作战,其中就包含有心理战。1997年4月,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杰伊·约翰逊首次提出“网络中心战”,并称“从以平台为中心的战争转向以网络中心战(概念)是一次根本性转变。”2002年8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向国会提交了“网络空间战”报告,认为未来信息化战争将同时发生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个领域。物理域是传统的战争领域,由作战平台和军事设施等构成,为信息化战争提供物质基础。信息域是新近崛起的战争领域,即信息产生、传输和共享空间,将成为信息化战争较量的重点。认知域,指的是人类认知活动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反映人的情感、意志、知识和信念等精神信息的无形空间。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军对战争时空范畴的新界定,反映了21世纪初信息化战争的特征。“9·11”事件之后,美军又开始整合传统的心理战、战略传播、公共外交等这些不同形态的认知空间作战。2009年6月,美国国防部在“信息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球接触战略协调委员会。2009年12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首份《战略传播报告》。2010年12月3日,美军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签署命令,将“心理作战”改为“军事信息支援作战”,这不是简单的改名,而是美军对信息战认识的深化。

由此可见,信息化战争不仅可以灵活地运用物理打击对敌进行硬杀伤,而且可以通过心理宣传、心理欺诈、心理威慑等心理战手段对敌进行软杀伤,直接攻击对方的精神领域,从而实现强大的军事行动与精神攻势的高度融合,达到赢得战争的目的。我们认为,信息化战争与历史上战争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信息化战争使人类战争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三个相对独立但又密切关联的作战空间:一是陆、海、空、天等组成的自然空间;二是基于物理原理的网电空间,它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空间;三是由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动构成的认知空间。



二、制脑权战争的崛起

传统的战争主要是在自然空间和技术空间中进行的。国家认知空间指的是人类认知活动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它是反映人的情感、意志、信仰和价值观等内容的无形空间,存在于斗争参与者的思想中。国家认知空间离散存在于每个个体的主观世界中,由全社会无数个体的认知空间叠加而成。国家利益不仅以实体形式存在于自然空间、技术空间,而且也存在于无形的认知空间。认知空间的作战对象是人、群体或国家,战场是整个人类社会。一方面,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认知空间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另一方面,认知空间战略较量的武器是精神信息,凡是精神信息可以传播到的地方,都可以成为战场。因此,认知空间的较量超越了军事领域的范围,突破了前后方的界限,跨越了国界和战场,在无限的空间内发挥着巨大作用。



美国国防部专家阿米斯德通过对美军信息战理论演进的梳理认为,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中,信息战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战场上,最有效的、也许是唯一的武器便是信息。信息就是力量,一个国家如何运用这种力量,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影响力。阿米斯德在这里所说的信息武器,实际上就是精神信息。

精神信息之所以能成为信息战的武器,是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与相对固定不变的物理信息、生物信息等物质信息相比,精神信息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特点:

其一,内涵表现的丰富性或歧义性。物理、生物信息的内涵与表现相对确定,但精神信息却不同。精神信息的载体是符号或概念,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任何一个符号或概念,都有两个基本属性,即“能指”与“所指”,不同民族、阅历、知识背景及特殊动机的人,对同一个概念,往往很难在心中对同一个概念的“所指”达成共识。精神信息既与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关,也与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这样,人们对同一精神信息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为他人进行“意识操控”提供了可能。比如,在美苏冷战期间,诸如“左派”、“民主”、“垄断”、“原始积累”等概念,都受到了人为的操控。作为概念的符号本身没有改变,人们仍用原有的概念符号进行思维,但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改变,最终导致了思想的混乱。

其二,发生机制的复杂性。从信息发生的角度看,精神信息的接收、加工及反馈方式不仅与人脑的功能紧密相关,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发布的《战略传播指挥员手册》就明确指出,在我们进行战略传播时,必须深刻理解目标对象的态度、文化、身份、行为、历史、观点和社会制度,如果不了解目标对象的具体情况就盲目进行,可能会导致误解,带来严重的后果。

其三,筛选加工的倾向性。物质信息的筛选加工可以客观地进行,不带任何倾向。但精神信息传送必须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在微观层次上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在宏观层次上要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精神信息的选择和加工是具有倾向性的。以萨达姆被捕为例,短短几分种电视新闻报道,就体现了这种倾向性:从画面来看,大家可能难忘的是这样两个镜头:一个是萨达姆蓬头垢面、脏兮兮、目光呆滞的落魄镜头;另一个是反应他张着血盆大口的镜头。这两个镜头给观众的信息十分清晰:不可一世的独裁者崩溃了,任何独裁者到了美军手里都会落的这个下场。从话语来看,当美军发言人走上讲台后,开口只讲了一句话“我们逮住他了”。这句简洁明了的话,将美军的得意心态表露无疑。从气氛来看,当主持人说到萨达姆被逮住了时,电视摄像机对准的正好是几个伊拉克人高喊口号、挥舞拳头的欢呼镜头。在这样的全球媒体时代,人们看到的东西到底是真的假的,都搞不清楚,真的事件可能也是经过导演的。



其四,传播扩散的多变性。物质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容易失真,而精神信息因为接受者的阅历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理解。同时,在进行二次、三次传播的过程中,人们还会加入自己的理解,进行再次合成与制作,这正好说明精神信息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具有多变性。比如,2003年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一些媒体在广泛报道伊拉克官员被捕的消息时,都说他们是“化学阿里”、“细菌博士”、“炭疽夫人”,而这些看似无意使用的绰号其实是美军精心选择的,绰号的重复使用也就使美军对他们的指控变成了确凿的证据。人们在传播的过程中,纷纷按照各自的理解进行转述,多次传播后,谎言也可能会变成真理。



其五,作用对象的广泛性。在媒体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以前,人们主要依赖于面对面的交往。到了全球媒体时代,每个个体都是信息源,从理论上讲,任何个体或者群体都可以在瞬间让世界其它地区了解其传播的信息,信息对大众心理的引导和操纵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正如法国社会政治学家塔德曾描述的:“在古代,一个拥有2000名市民的城镇可能由20位演讲者或氏族领袖所统治,其比例是1:100。而现在,只要20位热心的或现成的新闻记者,他们就能统治多达4000万市民(指的是4000万法国人口)。这个比例是1:200000”。这就意味着,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传播的精神信息影响力远远超过以往社会。

其六,影响效果的渐进性。物质信息的作用效果比较明显,有时可以立竿见影。但精神信息的作用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能指望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是通过文化交流等活动,逐渐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渗透到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

三、认知空间攻防对抗的实质是夺取制脑权

认知空间的攻防对抗就是将某些精神信息注入人的认知空间的信息战行动,它既可以针对个人、群体或组织,甚至可以针对一个或多个国家,从而达到影响其政策的目的。认知空间攻防对抗的实质是夺取制脑权,它以宣传媒体、民族语言、文化产品等所承载的精神信息为武器,以渗透、影响及形塑社会大众与国家精英的认知、情感、意识为指向,最终操控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历史信仰等,促使其放弃自己探索的理论认识、社会制度及发展道路,走向自我毁灭的彼岸。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实施了潜移默化的认知空间攻击,国家、民族、政治等概念的含义遭到肢解或颠覆,人们的思想意识逐渐陷入混乱境地,原本高尚、伟大、光荣的民族英雄和历史记忆,在美国的意识操控下,最终被解构和颠覆,如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夸大肃反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对列宁雕塑、铜像的粗暴处理等。当苏联即将解体,被引向毁灭的边缘时,许多人才突然意识到,认知空间思想攻击对一个国家产生的毁灭性后果。正如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所说的,“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较量,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毫无意义。”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



认知空间制脑权的争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瓦解信仰系统。信仰系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包括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它是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思想道德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例如,美国实施杜勒斯计划,就是通过摧毁、歪曲和改变前苏联的信仰系统,来达到颠覆的目的。当前,随着我国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以“全民娱乐化”的方式悄然进入我国各种媒体。我们某些电视台完全信奉“娱乐至死”的信条,为了娱乐,不择手段。由此可见,放弃信仰,唯利是图,给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带来的混乱。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每天都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怎么可能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呢?

其二,篡改历史记忆。人的思想与社会意识形态总是同历史记忆紧密相连。无论是个体的精神世界,还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都是浓缩的过去,都是值得珍惜的财富。一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某种手段巧妙地“隔断”个体或群体的历史记忆,使他们失去精神的家园,这就扫除了对其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障碍,为各种错误杂乱的思想入侵敞开了大门。

其三,改变思维范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思维范式,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前提。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的思维范式、思想认识对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认同起着引领作用。但是人的理性思维是有弱点的,通过操纵可向其中灌输“病毒程序”,促使人们背离明显的事实而接受谬误、有时甚至是荒唐透顶的结论。冷战末期,西方对苏联进行的思想攻击,就是通过影响苏联一些经济学家的理性思维,让其在苏联国内发表一系列迎合西方意图的公共言论,隐蔽性地“劝说”苏联人民放弃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民族文化,以“彻底的”、“无条件的”态度迎接西方所谓的“文明新时代”。

其四,攻击民族象征。象征诞生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进之中,不同民族在各自的文化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象征,如服饰、纪念日、纪念碑、仪式、人物等。它是一个国家、民族凝聚的情感纽带,能唤起人们的归宿感,从而使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而团结在一起,创造和延续新的文明。然而,美国一方面通过各种影视剧作么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自己的道德偶像,另一方面又加紧通过扶植网络水军来系统摧毁我国的道德偶像。这种刻意重新涂抹、攻击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上的象征,通过颠倒黑白、公开嘲讽和戏弄话说历史上的辉煌时刻、伟大人物及崇高文化,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导致人们逐渐丧失国家、民族和自我的认同感。

四、制脑权战争的作战法则

伴随着全球媒体的繁荣,国家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壁垒或边界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冲击下日益模糊。在这种背景下,拥有强势媒体和话语霸权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渗透和认知空间攻击等手段,以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为武器,利用发展中国家尖锐的社会矛盾,在东欧、中亚、北非发起“颜色革命”,并且频频得手,与其逐渐完善的认知空间进攻理论不无关联,这说明战争形态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对于认知空间的攻防对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它?它与以往的战争的作战样式区别到底在哪里?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哪里去切入和应对?

(一)战略传播:美军认知空间作战的新动向

美国政府及主流媒体长期以来认为“宣传”这个词是专制国家统治大众的工具,仿佛他们自己从来不进行“宣传”,而事实上恰恰相反。美国从二战开始就建立了庞大、高效、面向全球的宣传机器。在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使用了许多含义相互重叠的术语来指称它对内、对外的公开和隐蔽的宣传活动,包括“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PD)、“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 / PA)、“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观念战”(war of ideas)、“信息战”(information war / IW)、“心理运作”(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 Psyop)、“信息运作”(information operations / IO)、“有控的信息散布”(manag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战略影响”(strategic influence)等。

2010年3月,在美国军方的竭力推进下,奥巴马总统向美国参众两院提交了《国家战略传播构架》。该报告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没有按照国会的要求对美国的“战略传播活动和公众外交活动”进行分别阐述,而是以战略传播这一概念来统摄包括公众外交在内的所有对内和对外的宣传活动。美国国防部则将“战略传播”定义为,美国政府集中努力来理解并接触关键受众,通过国家权力机构各部门协调一致的项目、计划、主题、信息和成果,来创造、强化或维持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目标及其国家政策的环境。可见,美军是要把战略传播打造成削弱他国政府的信誉和合法性、分化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利器,明显增强了信息作战的攻击性。

美国战略传播体系是基于美国传统的权力观念而形成的一整套服务于其国家战略的运作体制,是“软实力”理论在信息战中的具体运用。美国战略传播的目标就是要在全球维护并扩展美国的权力和领导地位。追求全球权力,可以说是美国一切战略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美国学者史蒂文·卢克斯在《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中认为,权力已不再仅是一种能力(capacity)、一种资质(facility)、一种才干(ability),而是一种关系。权力不仅仅是以武力(force)为代表的强制力(coercion),更是一种议程设置背后的操纵力(manipulation),一种潜藏在无形之中的影响力(influence)。约瑟夫·奈进一步认为这种操纵力和影响力就是软实力,它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国自愿服从自己的意愿、或是主动走上自己希望的轨道的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无形资源: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硬实力则是指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用以强制别国服从自己意愿的能力,具有极大的强制性。

约瑟夫·奈对美军迷信硬实力进行了批判,指出:“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正迅速使这些传统实力符号(坦克、飞机、航母等为代表的硬实力)成为过去式,权力关系版图正在重新绘制,最擅长国际报道的国家(或非国家实体)可能胜出。”2011年2月25日,原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西点军校发表他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演讲时说:“从长远来看,我们无法通过杀戮或俘虏来夺取胜利。在20世纪,非军事行动——劝说和激励——是赢得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武器。在21世纪同样如此,甚至更为重要。”



这种“国际报道”、“劝说和激励”等软实力运用,其实质就是话语权。在认知空间攻防对抗中,有关各方争夺的核心,就是话语权。那么,究竟什么是话语权?怎样才能拥有话语权?如何做大做强话语权?

(二)话语权:夺取制脑权的关键

话语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和描述事实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建构社会事实,建构思想,甚至建构人的身份。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更是一种权力,即操控力和影响力。由话语产生的权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话语权,就能通过议题设置、制度规约、技术规制,占据认知空间争夺的制高点。当然,话语权不是某一领域和某一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只有从理论上澄清对话语权的片面认识,明确话语权的内涵与本质,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之实施,才能从根本上夺取话语权,赢得认知空间的制脑权。

其一,话语的定义。话语是一种通过语言阐释事实的形式思维。选择了话语,也就意味着选择了沟通的方式,选择了对某种现实的界定,从而选择那一种话语也就直接决定了个人、群体或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比如,“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需要对突发的事件做出恰当的反应。一开始有些人把它说成是“西方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但是后来改为“恐怖袭击”。这种命名的变化对于建构袭击的性质和美国政府随后可以采取的行动非常重要。文明冲突的命名有可能建构出整个西方和穆斯林的对抗,而称为恐怖袭击不但可以避免出现两种文明的对立,还可以为美国政府采取的各种行动提供正当的理由。美国对“9·11”事件的命名过程,成功地确立了一种游戏规则,命名不仅简单地为某个事件或现象提供了一个标签,也建构了随后的相关行为。

其二,话语的传播。话语的传播渠道主要是媒体,信息传媒资源分配不均会直接导致话语主导权的失衡。在信息时代,恰恰是西方媒体凭借其先进的信息技术处于强势的地位,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并配合外交、政治及经济战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如美国在互联网领域就占据着绝对优势,全球13台根服务器就有10台被美国控制着,其中两台被美国军方控制着。而且,管理这13台根服务器内容的“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公司”(ICANN)也由美国政府掌控。在世界最有影响的五家电视广播公司中,美国就占了三家:ABC、NBC 和CBS。美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新闻传播网络,控制了全球90%的新闻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最大的两家通讯社美联社与合众社,使用100多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昼夜发布新闻,每天发稿量约700万字,为其话语霸权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信息资源。

其三,话语的运用。让人喜欢是一种魅力,让人信服是一种艺术。话语的运用就是一门制订合理传播策略的艺术:由谁来发布信息?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发布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发布信息?对谁发布信息?发布什么信息?预期效果如何?如何抑制潜在“噪音”的不利影响?这一系列的活动必须有机地衔接?美军认为,战略传播是一项专业性、艺术性很强的技术工作,必须建立在长期系统的专业调查之上,它们在颁布的《战略传播指挥员手册》中,制定了战略传播的实施步骤和作业流程,共有十大步骤。比如,在传播对象的选择上,一是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依次为决策者、能够影响决策的人、意见领袖、关注问题的民众);二是要影响“能够被影响的人”。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既是强者对弱者的权力支配关系,是话语技巧的较量,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较量。(原文载《国防科技》2017年第4期)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5k8征稿|5k8征稿网 zhenggao.com  

GMT+8, 2020-2-23 07:03 , Processed in 0.336958 second(s), 28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