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k8征稿网 zhenggao.com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CSSCI\北核\EI\SCI等期刊征稿,快速论文发表。QQ1954874365(如不在线请发邮件), 赵老师。法律顾问:肖律师
查看: 21|回复: 0

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两种类型——以大川周明的思想理论为中心

[复制链接]

1万

主题

1万

帖子

3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34761
发表于 2019-10-29 10:14: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www.zhenggao.com

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两种类型——以大川周明的思想理论为中心
2018-01-28 15:33
·亚洲史·

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两种类型

——以大川周明的思想理论为中心

刘峰

内容提要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着眼于“国家层级”的“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另一种是将“亚洲主义”作为具体表现,着眼于“地区层级”的“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这两种扩张主义在与欧美对抗和鼓吹本民族优越性的问题上,原本就存在着天然的联结关系。通过考察右翼理论家大川周明的思想可以发现,他“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并在优越论的依据、对社会的现实认识上带有特殊的性质,而其“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则展现出了“东西对抗论”、“战争宿命论”、“日本盟主论”及反美的特点。两者彼此交错、难以分离,一道充当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日本 扩张主义 大川周明 亚洲主义 法西斯主义

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是隐藏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行径背后,为其提供思想根据与理论支撑的战争工具。它在近代为军国主义者编造借口、摇旗呐喊,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法忘却的痛苦与灾难。然而长期以来,国外有部分人却公然为其袒护,把对外扩张美化成一种“全球化趋势”,抑或是强调其在客观上发挥了加速殖民地社会近代化进程的作用。近年来在日本社会逐渐高涨的“日本优越论”、“大东亚战争解放论”,更是向我们展现出了这一意识形态死灰复燃的趋势。因此,对其思想特征与内在逻辑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考察与理论批判,既具备学术价值也存在现实意义。



一、 研究前提与问题缘起

众所周知,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往往惯于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一方面,鼓吹这是为了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追求“海外雄飞、八纮一宇”而采取的所谓“正当行动”;另一方面,大肆宣扬这是为了“解放亚洲”,是使亚洲人民摆脱西方列强的桎梏而被上天赋予的“伟大使命”。虽然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野心,是服务于扩张行动的战争工具,但从其所使用的理论架构和打出的旗号来看,两者是有所区别的。这意味着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至少存在两种类型,或曰两个层级。第一,是“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它着眼于“国家层级”,侧重强调其对外扩张的目的是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鼓吹将国家(日本)作为一切行动的价值本位。第二,是“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它着眼于“地区层级”,侧重诡辩其对外扩张的目的是维护亚洲的地区利益,谎称自己将地区(亚洲)作为一切行动的价值本位。

对这两种类型展开具体分析可以看到,着眼于“国家层级”的“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带有十分极端而特殊的性质。正如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那样,它一方面与近代欧美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相异,带有东方社会、亚洲社会的要素,但另一方面又与其他亚洲国家格格不入,体现出了某种复杂性。或许正是这种复杂性,意味着近代日本“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质。(1)不仅谋求与欧美列强一道对外武力扩张,而且排斥、压迫其他国家的内在冲动更加猛烈,表现形态更加露骨,最终走向了极端形式并与法西斯主义合流。(2)与此同时,又对欧美有反感、抵触的心理,无论是站在帝国主义相互竞争的角度,还是站在亚洲与欧美相互对峙的角度,都体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对抗性。结果是,这种“指向亚洲的扩张性”与“指向欧美的对抗性”在历史的推移过程中不断发展、融合,最终使其“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作为一种“对抗欧美的、向亚洲扩张的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取代欧美列强,独自称霸亚洲”的侵略道路。

若进一步对这两个特性进行考察则可以发现,“指向亚洲的扩张性”是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日本社会早在近代以前,就已凭借“优于世界万国的神国思想”和“日本式华夷秩序观”逐渐萌生了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想法。比如,吉田松阴曾在1854年的《幽囚录》中写道,“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宣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侯;责朝鲜,使之纳币进贡,有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佐藤信渊则更是早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中扬言,征服“满洲”是征服中国的第一步,“以此神州(即指日本—引者注)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满洲之地与我之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隔海相对者凡八百余里……顺风举帆,一日夜即可到达彼之南岸……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近代以后,为了模仿欧美帝国主义实施扩张,日本开始整合、利用这一传统文化资源,促使其扩张主义作为一种延续了历史传统的近代产物,将近代的侵略思想与前近代的扩张传统糅合在一起,使其向亚洲邻国的武力膨胀不仅具备了“近代的合理性”,也同时具备了“传统的合法性”。

另外,“指向欧美的对抗性”则显然与“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极易发生关系。众所周知,这一思想曾以所谓的“亚洲主义”为具体形态表现出来。而所谓的“亚洲主义”,原本肇始于19世纪中期的日本社会,以宣扬亚洲各国、各民族的紧密团结,共同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作为基本内容。但事实上,从现实的发展过程来看,各个流派的“亚洲主义者”的各种意见最终汇集成的思想主流,却是一种以过度的优越感及盟主意识为基础,强调由日本独自“领导”亚洲的,带有浓厚消极性格的东西,这可以与所谓的“日本盟主论”画上等号。尤其在19世纪末期以后,这种以“日本盟主论”为核心,在价值上将日本一国等同于亚洲全体的思想开始进一步完善其理论构造,逐渐发展出了“东西文明融合论”的主张。日本之所以能够充当亚洲的盟主并“领导”亚洲各国,是因为日本民族不仅继承了东方文明的传统,而且还成功地吸收了西方文明,具备了融合东西两种文明,创造新文明的资格与能力。这种论调不仅对“日本盟主论”起到了有效的理论支撑作用,而且还颇为巧妙地解除了近代日本所面临的“两面夹击状态”,即与欧美列强为伍实施侵略而遭到亚洲各国抵制的同时,其本身又作为亚洲国家被西方世界所排斥。正因为如此,该理论与“日本盟主论”一道作为“亚洲主义”的核心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与加强,并进而以此为基础,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思想相互融合,在此后又派生出了诸如大亚洲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东亚协同体论、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等众多形态各异的外在表现与理论变种。可以说,这样的一种“亚洲主义”,或曰“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至少在对抗欧美、鼓吹民族优越性的问题上就已经与“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形成了天然的联结关系,甚至曾有研究直接将两者的关系描述为“异称同体、异口同音”。故而进一步深入下去,对其关联性进行具体的考察分析也就有了可能。

事实上,对于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中外学界曾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迄今为止,将其在“国家层级”与“地区层级”的两种理论类型关联起来,对其联结关系进行具体的、专门性的考察研究却是付之阙如,相关的专题研究与学术专著并不存在,顶多也就是在某些文章、著作中偶尔有所提及而已。

在既往研究中,国内外学者较为集中探讨的是两种类型各自的性质及其发展情况。比如,关于前者,就有丸山真男、松本健一、大泽真幸、向卿、陈秀武、李寒梅等一大批中外学者积极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从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对于后者,则在研究过程中就其性质判断的问题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方向的意见。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亚洲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侵略主义,不过是使日本对外扩张正当化的工具。还有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亚洲主义”曾经具备过一定的进步因素,原本有希望成为一种抑制侵略主义的东西,但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走向极端,发生了异变。这些意见的分歧,不但至今尚存,而且还进一步引发了判断两种类型联结关系时的不同意见,延伸出了一些悬而未决、值得探讨的问题。

比如,持前一观点的学者们,似乎更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同心圆关系”。他们主张,后者不过是前者向外部延伸的一种侵略性扩大版本,两者在“日本利益优先、对外发动侵略”的问题上并无二致。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们,则更倾向于认为两者间保持着一种“共生关系”,即将两者视为日本在对外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发出来的一种并行性动向,认为它们时而对立、时而结合。可以看到,无论坚持哪一种观点,抑或是提出新的观点,对于“两种类型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一事实都是无法否认的,对此展开具体的研究也是必要的。那么,两者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具体情况如何?它们具有怎样的共通性格与思想本质,应该如何进行判断分析?两者相互联结的理论桥梁又是什么?是否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思想可供考察研究?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拙稿拟将日本右翼理论家大川周明的思想作为一例来进行详细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二、 大川周明及其思想状况

大川周明(1886—1957年)是近代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右翼理论家,但因为青年时期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印度哲学专业并取得博士学位的缘故,他又与北一辉等其他的右翼分子不同,还具有某些研究者的气质和学者式思维。换言之,其思想理论往往会通过某些学术原理来进行严谨、缜密的组织且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与理论性。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很多侵略性思想与主张未必是为了迎合现实而临时拼凑出来的东西,而是会有一个长期反复推敲、思考的过程,从而展现出看似有理有据的理论体系。故而对其思想进行深层的分析与批判是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以下,将首先对大川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两种类型分别进行梳理、考察,而后再以此为基础,尝试探讨两者之间具体的关联性。

(一)大川周明“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

大川周明曾在其自传《安乐之门》中回忆称:“(我在27岁那年)阅读了大量的史书,在这一过程中颇为意外地开始对日本历史产生了兴趣。在花费大量时间撰毕《列圣传》之后,我作为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变得颇为强烈,逐渐对一切日本性的东西都兴致盎然。……在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所有一切都必须用日本的方式来进行思考,用日本的方式来展开行动。”可以说,大川自青年时期便已受到了“国家本位”的深刻影响,迅速萌生出了作为“日本人”的归属意识。那么,其“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前面提到,近代日本“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作为一种延续了历史传统的近代产物,继承了前近代社会以来“优于世界万国的神国思想”,并在此后的对外扩张过程中大肆宣扬乃至夸耀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尤其曾利用天皇及天皇制来鼓吹本国的优越性。这里面自然富含着“皇室中心主义”与“日本中心主义”的倾向。而正是这些倾向,成为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走向极端形式并最终与法西斯主义合流的重要原因。大川思想中的扩张主义,在这一点上是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比如,作为“皇室中心主义”的体现,他曾在1921年的《日本文明史》中为天皇大唱赞歌,“正因为有了天皇,日本才得以摆脱亡国的惨境,获得新生之欢喜;正因为有了天皇,维新革命才能够顺利实现;也正因为有了天皇,日本才最终得以逃离封建国家之黑暗,迎来近代国家之光明。……拥有两千五百年历史传统的天皇,是兴国信仰最为自然的对象,它为君民归一的国家理想注入了宗教般的热情”。即是将天皇塑造为统一国民精神,带领国家实现近代化并走向独立富强的民族英雄、政治权威与精神教主,以此作为“国家象征”来煽动国民的“国家本位”意识,在思想理论层面为其追求的高度集权的独裁性极端体制进行支撑。

进而作为“日本中心主义”的体现,他又对日本的优越性及盟主地位进行了夸耀。比如,在1922年的《复兴亚洲的诸问题》中他曾做出过如下论述,“日本乃‘大乘相应之地’。故而其政治理想不得不长远宏大。举全国之力,抱着为信念而死的觉悟布大义于四海,此乃先人弘扬明治维新真精神之初衷也。新日本的国民应当继承这一初衷并肩负起森严雄浑之责任。而领导亚洲、统一亚洲,实乃布大义于四海之唯一途径。……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应协助日本,为亚洲之现实而团结起来”。此段论述,看上去似乎与其他鼓吹日本优越性的扩张主义者并无不同。但事实上,大川的这种“鼓吹”与其他人的“鼓吹”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在后续的内容中他又这样写道:“然而令人痛恨至极的是,今日之日本尚未成为大乘之日本,乃百鬼横行之魔界也。日本的现状只要如今日一般持续下去,就终究无法承担拯救亚洲之重任,亚洲各国亦绝不会信任日本。”可以看到,其他的扩张主义者对于日本的现状往往会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日本的优越性本身就来自这种积极的现状。而大川则完全相反,他对日本的现状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日本的优越性应该来自对现实的颠覆和国家的法西斯改造。也就是说,前者因为优越性的依据来自于日本的现实,故主张顺从体制、维持现状;后者因为优越性的依据来自对现实的颠覆与改造,故主张反抗体制、打破现状。而大川之所以要打破现状,目的就是摧毁当时在日本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方式民主体制与政党政治,实现国家的法西斯改造和高度集权的独裁体制。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大川“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一方面在“皇室中心主义”、“日本中心主义”的问题上具有近代日本扩张主义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在优越论的依据、对现实的认识上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恰恰是一种从日本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极端形态和畸形变体。从此后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它最终通过大川及其相关组织的广泛宣传和积极活动不断扩大了影响力,逐渐在政界、财界、军界、民间渗透普及,由“反体制思想”上升为“体制思想”并成为法西斯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大川周明“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

众所周知,大川在“二战”期间曾撰写出版过《日本二千六百年史》(1939年)、《美英东亚侵略史》(1941年)、《大东亚秩序建设》(1943年)等多部理论著作,大肆宣扬反欧美的“亚洲主义”,试图凭借“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鼓动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行为。正因为如此,在战争结束之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遭到了起诉。但正如本节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大川并非是为了迎合战争才临时拼凑出了这些东西,事实上早在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6年),他的侵略思想和战争理论便已形成。因此,若要对其思想意识进行深入的分析,就需要对这一时期的相关言论进行回溯考察。

据大川回忆,1913年的夏天,刚从东京帝国大学印度哲学专业毕业仅两年的他,在散步时途经东京神田的一家旧书店,无意中发现了印度政治家亨利·柯顿(Henry Cotton)所写的《新印度(New India or India in Transition)》一书。因为书名看上去貌似与其所学专业相关,大川随即买下了此书并回家研读。然而书中的内容与其预期的不同,通篇充斥着对英国统治的批判、对印度悲惨现实的描绘。在这一过程中,大川认识到,“(现实的印度)与我脑海中的印度竟有如此天壤之别,令人震惊、悲伤又愤怒”,故而又到图书馆追查了其他相关书籍,结果他发现,“不仅仅是印度,整个茫茫的亚洲大陆,无一处不受白人之蹂躏”。正是以此为契机,大川早在青年时期就逐渐萌发出了反欧美的“亚洲主义”思想。甚至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他从印度哲学研究者转变为“亚洲主义者”的时间节点。

在此之后,大川便开始与亡命日本的印度独立运动者频繁来往,并自1915年起在杂志《道》上接连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亚洲主义”理论。他论述称:“西欧民族将其他民族称为有色人种,并以此作为劣等人种之代名词……然其意图在于灭亡其他国家以成就自身繁荣。”对此,日本“被上天委以新世界领导者之大命,吾等之任务在于拯救受西欧之虐的国民,进而让亚洲摆脱外部不正当之压迫,发展其本来文化”,故而要“宣扬亚洲人之亚洲……日本民族应认识到此种伟大使命”。可以看到,大川的“亚洲主义”在形成初期便体现出了浓厚的反西方情绪、优越感、盟主意识、人种对抗论等消极要素,作为“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与当时日本“亚洲主义”的主流论调保持了一致。

然而随着他对学术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利用,这一思想也开始展现出别具特色的特殊性来。比如,1922年以后,他相继撰写出版了《复兴亚洲的诸问题》、《亚细亚·欧罗巴·日本》、《日本及日本人之道》等著作,围绕亚洲及世界的问题展开了论述。“当前,东方与西方均已走完各自的道路,也走到了相互分离则无法并存的关键点上。世界史已经表明,两者非结合不可。然而这种结合,恐怕不会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天国往往存在于剑影之中。或许正如过去那样,为了创造出新的世界,东西方的两个强国难逃赌命而战的命运。这一理论,现在以美国挑战日本的方式体现了出来(即指1924年美国颁布的排日移民法案—引者注)。亚洲唯一的强国是日本,而代表欧洲的最强国家是美国。这两国不知是故意还是偶然,一个以太阳,一个以众星为各自之象征。故而其对立正如白昼与黑夜之对立,亦如希腊与波斯、罗马与拜占庭那样,有着必须交战的宿命。”

显然,大川在这里延续了当时日本“亚洲主义者”所共同主张的“东西文明融合论”,并借用世界史的理论对两种文明相互融合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阐述。但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第一,认为东西文明走向融合的方式不应该是和平的,而应该是通过东西双方的对立与战争来实现,因此鼓吹对外战争,宣扬“战争宿命论”。虽然他的理论在这里看上去貌似是从“东西融合论”转向了“东西对抗论”,但事实上在他的逻辑中,这种“东西对抗”不过是“东西融合”的一种具体实践方式,即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发展延伸与极端表现而已。

第二,认为“东西对抗”的方式不应该是“亚洲整体”对抗“欧美整体”,也不应该是亚洲的某几国对抗欧美的某几国,而应该是由双方的最强国或盟主作为代表来进行对抗。用他的话说:“东西之战乃是概念上的东西,决不意味着亚洲整体构建联盟与欧洲交战……作为现实,代表欧洲的一国与代表亚洲的一国均应作为代表东西的战士被选择出来,为创造新的世界而战。”这无疑是在变相地为其“日本盟主论”与扩张野心提供理论依据。这一点,若与同一时期宣扬“亚洲主义”的北一辉进行比照,亦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北一辉虽然在鼓吹“东西对抗、发动战争”的问题上与大川保持了一致,但他在《中国革命外史》中主张的却是,“中国断然对俄开战,同时日本由北部浦港出发进攻黑龙江沿海各地,南部夺香港,取新加坡……占据法属印支之后确立拯救印度之根据地,进而长鞭一挥跨越赤道,掌控澳洲的黄金大陆以颠覆英国在东洋之统治”。即是在鼓吹为了亚洲的“解放”,中国应该对俄作战,日本应该对英法作战。这与大川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大川将代表欧美的国家指定为美国,意味着从以往“反英”的方向转变为“反美”的方向。大川的“亚洲主义”思想从印度问题发源而来,故原本带有“反英”的倾向,但随着一战后英国实力的减退、美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倾向发生了改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大川这种对主敌的选择未必完全是根据实力的消长来做出的。由于“一战”之后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争夺霸权的冲突日趋白热化,这种攻击对象的变更或许更应该是由现实国家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反,当时北一辉却继续坚持了“反英”的主张,而且还在文中不断鼓动中国“反俄”。对于美国,他的态度是,“美国的对华投资不仅可以确保实现‘中国保全主义’,而且还将使日美两国形成不可分割的同盟”。即不仅没有任何“反美”的意思,反而还大肆宣扬所谓的“日美经济同盟”。这种情况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确认,大川“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具有十分独特的消极性格。



三、 两种类型之间的关联性

若按前面所提到的内容来看,“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至少在对抗欧美、鼓吹民族优越性的问题上本身就已经与“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形成了天然的联结关系。而通过对大川思想理论构造的进一步考察,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更为具体的阐述。

(一)作为本质性格的“近代主义”与扩张主义

日本学者松本健一在其著作《竹内好〈日本的亚洲主义〉精读》中指出,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作为一种抵抗欧美侵略、反对西方“近代主义”、要求回归“亚洲原理”的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定的进步因素,原本有希望成为一股抑制侵略主义的力量,故而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反近代主义的原理主义”。

若果真如此,那么按其所言,所谓的“亚洲主义”就应该是日本社会在持续推进近代化或西方化的过程中所萌生出来的一种对过去的思念与追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延续本国历史传统的“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是极为相似的,也是紧密相关的。尽管松本也承认了这种关联性,并在另一本著作中辩解道,两者在日本向亚洲进行膨胀之际发生了分裂,但事实上通过前述对大川思想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到,所谓的“分裂”状况并没有出现。两者之间自始至终都保持了相互缠绕、相互联结的关系,并不存在“近代”与“反近代”意义上的对立。

福泽渝吉曾在其“脱亚论”中论述称,日本为了推进近代化,需要与“亚洲”诀别,采用与欧美一样的办法来面对亚洲。这说明,近代化本身就是一种模仿西方、脱离亚洲的过程。这个道理反过来说,就是意味着若要“回归亚洲”,主张“亚洲主义”,就要放弃近代化。换言之,若日本的“亚洲主义”果真是一种“反近代主义”的东西,那么它势必要对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展开彻底的批判与抵制。但是,“亚洲主义”却并不反对日本的近代化,反而是极为重视的。比如,大川就曾在文章中表示,“应促进中国的开发,使其与日本一样成为文明国家,共同建立起坚固的合作关系以对抗欧美。然其先决条件,乃是务必重视我国之军备”。显然这里所说的“开发”、“军备”,都是指近代意义上的“近代开发”与“近代军备”,而所谓的“文明国家”也无疑是一个近代语境中的概念。

如此一来,“亚洲主义”的本质性格可能就需要重新进行考虑了。或许更为接近事实的情况是,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不过是一种“疑似的反近代主义”,实际上是打着“反近代主义”旗号的“近代主义”,是“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它虽然要求抵抗欧美,但这终究掩盖不了其自身便是“近代主义”与扩张主义的事实。它与“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一样,都是伴随着日本社会的近代化与对外侵略行动所产生出来的必然性动向。两者萌生于同一个环境、同一片土壤、同一个时期,如同双胞胎一般共同拥有“近代主义”与扩张主义这一本质性格,并作为其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发展过程中保持了密切的关联性。如果一定要说两者有何区别的话,那么结论或许在于,面对“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实施扩张”这一问题时,“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更倾向于把日本(国家)作为一切行动的价值核心与道德标准;而“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则更倾向于把亚洲(地区)作为遮羞布,将其掩饰为所谓的“价值核心”与“道德标准”。由于后者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所以其带有的欺骗性与虚伪性也就更强。但归根结底,这两种类型“共有着近代主义、扩张主义的本质性格”应该是更为接近事实的结论,两者的关联性可首先在此得到确认。

(二)作为理论中核的“精神”与唯心主义

“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与“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的另外一层关联性,是通过“唯心主义”这一理论中核来实现的。而所谓的“唯心主义”,即是指“强调精神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的思想主张。

大川曾在其著作《日本精神研究》第一卷中写道:“通过多年的精神遍历之后,我又再次回归了灵魂的故乡,在日本的精神之中,我第一次找到了长期求索却始终不得的庄严之物。……应该对其进行彻底而明确的理解把握,我通过自身实践相信,精神之复兴就是日本之复兴,为了复兴日本之精神,首先必须对其本质进行确实把握。”大川在这里对精神的价值及其重要性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而至于这种“精神”究竟是何内容、日本精神与亚洲精神又有何关系,他却没有详细说明。或者说,这些内容并不是他关心的重点,而且本身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很难准确而全面地表述清楚。日本学者户坂润曾对当时很多唯心主义论者的言论进行过考察,但他最终发现,“精神主义(唯心主义)这种东西原来是如此空洞杂然。日本精神的问题几乎无法在日本精神主义里面找到解释”,因为它未能得到合理而科学的说明,所以终究“不过是一种在口头上表达的口技而已”。因此,大川所倡导的“精神”只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说到底不过是作为一种方法或原理,为了丰富其扩张主义理论,并进而以此实现其政治诉求与侵略野心的理论工具。

那么,大川究竟是如何利用“精神”这一概念来丰富其理论的?两种类型的联结关系,又是如何通过“唯心主义”来实现的呢?

目前国内外学界存在一个共识,这就是虽然法西斯主义的定义五花八门、种类繁多,难以严密地整合统一,但在其反民主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上是不存在任何争论的。前面提到,大川所主张的“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是一种与法西斯改造运动紧密关联的极端形式。因此,它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与德、意的法西斯主义存在着共通性。比如,在《日本及日本人之道》中大川曾做出过如下批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并非是主义之争,而是立足于同一主义,仅在其实现范围上存在斗争。……由于将价值核心放在了物质之上,认为经济才最具价值,故而把物质享乐作为人类真正的幸福,将人类的目的放在获取更多的物质之上。在这一点上两者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大川批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据,在于认为前者追求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后者追求“平等分配”,实际上不过都是在“贪图物质”而已。因此,他将两者都归于“唯物主义”的范畴予以否定。这显然与其主张的“唯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立,由此构成了一组“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对立模式。

为了排除日本社会中的“唯物主义”,即反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防止社会主义的成立,大川要求打破现状,颠覆并改造现实。他所选择的手段,正是利用“唯心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因为在他看来,“要进行改造,首先必须找到国民生命中所潜在的伟大、高贵而坚实的东西并使之复兴。而后再凭借它,来打倒正在四处横行的邪恶力量。简而言之,改造或革新就是用本国的善来打倒本国的恶。决不可用他国所谓的善,来取代本国的恶”,而“唯心主义”正是这种纯粹的、真正属于日本的东西。可以看到,大川在青年时期研究哲学、宗教的经历以及对精神力量的重视,对其“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眼里,“日本”就是国民应该去信仰的“宗教”,就是国民应该去效忠的“精神”。而他之所以要反对外来的思想与制度,强调皈依“日本”精神,其目的就是激发国民更大的排外性效忠精神,以产生出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推动国家法西斯改造的力量。

同时,在大川看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所以“贪图物质”,与欧美社会长期以来“只愿从事政治经济性活动”有很大的关系。与此相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社会,生产活动虽然“在外在形态上是政治经济性的”,但“其深层基底里流淌的却是精神性的东西”。换言之,因为亚洲社会长期以来从事“以生物(有生命)为对象的农业,与以非生物(无生命)为对象的工业不同……其生产活动中精神要素颇为重要”,故而“精神”与“唯心主义”本身就是亚洲的“现实”。而要追求日本的改造与亚洲的复兴,就必须立足于这种“现实”,回归亚洲传统的精神世界。因此,在其理论中,前述对立模式又被添加了新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发展为,“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欧美”对“唯心主义、亚洲(日本)”。

可以看到,通过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统一归入“唯物主义”的范畴,大川所主张的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得以作为一种“唯心主义”与其形成对立。另一方面,通过将欧美、亚洲分别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画上等号,大川“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又与其反抗欧美,同样追求“唯心主义”的“亚洲主义”,即“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站在了同一阵营。或许正是在面对“唯物主义、欧美”这一参照物或假想敌时,作为理论中核的“精神”与唯心主义从“日本”向“亚洲”发生了扩大,从而造成了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中两种类型的又一层关联性。

(三)作为理论桥梁的“道义论”

大川在其理论中借用了“道义”这一哲学概念,促使两种类型进一步加强了联结关系。他认为,亚洲各国之所以没有积极呼应日本的“亚洲主义”,乃是因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以后国民精神萎靡、社会风气堕落,不断追随欧美列强的脚步而辜负了亚洲的期待。具体来说,就是“一般平民陷入贫困颇感压抑的同时,政治家却与富豪相互勾结,从而导致继封建大名之后又出现了黄金大名(指垄断物质财富的富豪—引者注)……它作为一股遮天蔽日的暗云,飞扬跋扈地笼罩在国民头上”。因此,大川主张打倒这些“黄金势力”,创造出一个不仅仅作为“经济”和“物质”而存在,同时亦在经济之上确保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的“道义国家”。他认为,日本只要确立了“道义”,就能够笼络到亚洲各国的支持与响应,进而实现对亚洲的扩张。

众所周知,所谓的“道义”一词是指“道德和正义”的意思。具体来说,即指人作为人应该要去走的正确的道路。因为它是对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要求,所以作为一切思想意识的前提与基础,本身是高于宗教或思想而更具有普遍性的。大川在这里提出了日本应该要去追求的“道义”,实际上就是将“日本”这一国家进行了人格化处理,从而对其应该要去走的道路进行规定,并进而暗示了这一道路的“正确性”与“普遍性”。

那么,日本应该要走的道路究竟是什么呢? 对此,大川曾在1925年创办右翼团体行地社时,在其纲领中进行过具体的解释。(1)建设维新之日本;(2)确立国民之理想;(3)实现精神生活之自由;(4)实现政治生活之平等;(5)实现经济生活之友爱;(6)解放有色之民族;(7)世界的道义性统一。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上普遍认为,民主主义主要追求的是“政治生活之自由”,资本主义追求的是“经济生活之自由”,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经济生活之平等”。而大川在这里刻意玩起了文字游戏,表示要去追求“精神生活之自由”、“政治生活之平等”、“经济生活之友爱”,实际上就是在对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展开一种间接的批判与否定。用松本的话说:“这展现出了一种要与社会主义对抗并超克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的萌芽状态。”换言之,既然日本要走的道路是反民主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那么自然就会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联系起来。

具体来说,大川认为,为了让亚洲各国支持响应日本以实现“亚洲主义”,日本就必须首先确立起“道义”,从而成为“盟主”。而为了确立日本的“道义”,就必须首先在其国内颠覆现状、实施改造。而这种改造,正是一种带有浓厚法西斯主义色彩的东西。它的实现,需要将“国家本位”作为重要的凝聚手段。由此在他的扩张主义思想中,一种“刺激国家本位促进改造,完成改造后确立道义,确立道义后实现亚洲主义”的逻辑理论得以确立。如此看来,大川所说的“道义”,其内涵或许并非能够单纯地与“王道”等同起来,更可能是一种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要求对国家组织与国民精神进行极端性改造的东西。

而对于“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与“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的这样一层关系,大川曾在《复兴亚洲的诸问题》中用一段话进行了代表性的总结。他写道:“我们的正义必定是一贯彻底的正义。我们手中的利剑,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亚洲所出现的不义之举(即指欧美势力—引者注)冷酷无情,更对吞噬日本的邪恶如秋霜烈日。复兴亚洲的战士,无疑也是改造日本的战士。啐啄同时、相辅相成,大乘日本之建设,正意味着真正亚洲之诞生。”可以说,大川巧妙地借用了“大乘”、“道义”等宗教学、哲学的概念,为其理论构建出了“道义、大乘、唯心主义、亚洲(日本)”对“功利、小乘、唯物主义、欧美”的图景。而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两种类型凭借“道义论”为理论桥梁所形成的联结关系,正是从这幅图景中所投射出来的东西。



四、 结论

拙稿基于先行研究的成果,结合国内外各类资料文献对日本右翼理论家大川周明“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与“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及其关联性进行了考察,以期将此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窥探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两种类型之间复杂而紧密的逻辑关系。如上所述,近代日本“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作为一种延续了历史传统的近代产物,具备了特殊的双重性格,即“指向亚洲的扩张性”与“指向欧美的对抗性”。而后者本身在对抗欧美、鼓吹民族优越性的问题上就已经与“亚洲主义”或曰“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形成了天然的联结关系。这意味着对其进一步展开具体的分析是存在可能的。通过考察大川的思想理论可以发现,他“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一方面具备了近代日本扩张主义中普遍存在的“皇室中心主义”、“日本中心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在优越论的依据、对日本社会现实的认识上展现出了特殊的性质。这种特殊的性质,被包含在其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之中,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保持了一致。同时,以“亚洲主义”为具体表现的“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也作为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带有鼓吹“东西对抗论”、“战争宿命论”、“日本盟主论”及反美的特点。通过研究可以看到,这样两种类型,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具体阐述的。首先,在本质性格上,两者都是伴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必然性动向。它们虽然表现形态有所区别,但都不反对社会的近代化与对外侵略,都具备了“近代主义”与扩张主义这一思想本质。其次,在理论中核上,通过将“唯物主义、欧美”作为参照物或假想敌,“鼓吹国家本位的扩张主义”与“谎称地区本位的扩张主义”又通过宣扬“唯心主义”构成了一组联结关系。随着这一理论中核从“日本”向“亚洲”的扩大,造成了前者向后者的延伸。最后,在理论桥梁上,大川所谓的“道义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逻辑上为两者建立了一种“刺激国家本位促进改造,完成改造后确立道义,确立道义后实现亚洲主义”的理论连锁,并进而构筑起了“道义、大乘、唯心主义、亚洲(日本)”对“功利、小乘、唯物主义、欧美”的对立模式,展现出了两种类型之间复杂而有机的内在联系。可以说,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两种类型在大川的思想理论中保持了一种彼此交错缠绕、难以分离的紧密关系,它们共同作为近代日本对外实施侵略扩张的正当化工具,在鼓吹“对内推进法西斯改造,对外实施武力侵略”的思想宣传与社会运动中发挥了极为消极的作用。

本文作者刘峰,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QQ|5k8征稿|5k8征稿网 zhenggao.com  

GMT+8, 2019-11-12 08:40 , Processed in 0.167537 second(s), 2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